文学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，总是锋芒毕露，谁都敢批。胡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：“我没骂过老舍！”看来，这很难得。不论是对胡风，还是对老舍。
老舍在胡风危难之际帮过他的忙。胡风在武汉时是靠卖文、搞翻译、编《七月》杂志为生的。武汉撤退，杂志停刊，胡风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便成了问题。胡风曾向老舍求援，要求帮他找一件事做。老舍去求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教授，请他聘胡风到复旦大学去任教，教“创作论”和“日语精读”。当胡风经宜都、宜昌、万县抵达重庆的第二天，老舍便将聘书和时间表交给了胡风，救了他的家，使他得以在重庆立足。
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，老舍任总务部主任，胡风任研究部主任，两个人合作得很好，结下了很深的友谊。到五十年代初胡风受批判的时候，老舍常把胡风拉到家里来，劝说、开导他。1965年胡风被判刑，第二年实行监外执行，但必须到四川成都去落户。胡风大悲，在离京前写下了四封信，表示告别，这四位收信人是徐冰、乔冠华、陈家康和老舍。老舍可能是文艺界中唯一的收信人。足见他们之间友谊之笃厚。所有这些，大概就是那句“我没骂过老舍’的来由。
老舍营救过不少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文人。现在知道的有冯雪峰、骆宾基、丰村、魏孟克、方殷等人。
作家魏孟克和诗人方殷是1940年5月在重庆机场被特务逮捕的。幸亏送行的诗人藏云远没有暴露，马上赶回去向老舍报告。第二天，老舍到巴县中学求见冯玉祥将军，冯派参谋赵力钧去刘峙的卫戍司令部，搞清了秘密关押地点，正式向国民党要人，魏、方两人方得以释放。
1982年3月在济南举行的第一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上，老作家骆宾基送来了一篇文章，说他直到写文章的前不久，才知道40多年前营救他出狱的原来竟有老舍先生。骆宾基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不论是会上会下，有许多机会和老舍接触，可是从未由老舍嘴里听说过这件事。直到他在报刊上看见于志恭写的一篇文章，才恍然大悟，使他感慨的已经不是老舍帮忙营救了他，而是老舍回避这件事，不想利用这件事，极力避免朋友之间可能出现的感恩色彩。他不愿意给朋友以任何的心理负担。
老舍和作家、翻译家赵少候是老朋友，早在三十年代他们就合作过，一起合著过一篇《天书代存》的长篇小说，是《牛天赐传》的续集。老舍还向赵少候学过一点法文。1957年的“反右”斗争中，赵少候也被冲击。一次在文联大楼里开会，老舍坐在主席台上，赵少候坐在大厅的最后一排的一个偏座上。散会后，大家往外走，只见老舍下了主席台，径直走到赵少候旁边，当着众人的面，站下来，并不看赵少候，扬着头，眼睛看着前方，双手拄着手杖，慢慢地说：“少候啊，听说‘百魁’刚开张，尝尝去。”“百魁”是北京东四的一家老字号小饭馆，很会做几样独特的风味菜，老舍的意思很清楚，我们还是朋友。
石挥是中国最有才华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之一，可惜的是，1957年石挥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，以后便由舞台和银幕上消失。一次，老舍听说石挥由上海到了北京，躲在一个什么旅馆里，不愿见人。老舍找来了市文联的秘书长，让他千方百计把石挥找到，然后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，邀请他赴宴。秘书长找到石挥，可石挥不肯答应。最后，秘书长只得告诉他这是老舍的布置，石挥才欣然从命。他们先到老舍家，老舍根本不提那些政治运动方面的事，让他看花，看画，看猫，说了好多笑话。石挥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，痛快地去参加这次宴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