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相信大道理你们已经听得很多啦门弄斧，这里，我就随便跟你们聊聊天。我本想把题目写成：“要是我能再年轻的话”，又觉得那是废话！今年我连84都过了，土埋了不止半截儿。还没听说谁返老还童呢。所以还是就向90年代的青年说几句话吧。
前些年还听人批“活命哲学”——批的人，桌上可摆满了补品。我要是个青年，就非把自己的身子练得结结实实的不可。因为不管你将来是从文还是从武，是搞科学还是钻研哲学，身子骨儿都是头号本钱。其次，不管怎么批你“个人奋斗”，也还是要埋头苦干，非干出点名堂来不可。以前人们是为了“光宗耀祖”，其实，中国不就是咱们的祖宗，给它争气有什么不好？看到谢军，看到王军霞，我伸出拇哥。当中国人就得给中国增光。从鸦片战争以来，咱们的祖祖辈辈多窝囊啊！我在国外那7年刚好在抗战，国内每打一次胜仗，我的胸脯就挺得高一些。60年代当咱们国家敢跟北边儿的“老大哥”顶的时候，我真佩服啊！
可是这个敢顶不能是空的。得有实力，得有真本事才成。你会什么，咱也会。
你有什么，咱也有。在国外呆过的，最懂得国力的重要。当然国力强了绝不可欺负人。可有了国力才能不受人欺负。这国力靠什么？靠的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奋斗：不光当螺丝钉，而要出类拔萃。
人是动物，总有个配偶问题。我当年一到20岁，好像成天就忙这件事。为它连性命都豁出过。我好像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忙这件压倒一切的大事。人到了中年，才开始有所觉醒。这的确是一件大事。可正因为它“大”，就更得在感情之外，讲点理智。不然，害人害己，是生命最大的浪费。所以80年代初，我写过《终身大事》那个系列。得有那一瞬间的激情，可我后来逐渐（通过不少痛苦的经验）懂得了光有那还不够。西方讲究共度个周末，游水跳舞，然后各奔一方。东方人不成。一旦合得来，就非往“白头偕老”上去想不可，而这就不再是个纯感情的问题了，得有点理智的考虑：人生的旨趣合不合啊，以至性格和生活习惯的差异。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比我少折腾一些。我算是十分幸运的。因为多少美满婚姻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硬是被拆散了，我没有。如今，子女长大，各有各的事业，我们两个也在合译着一本“天书”。
这些年我时常在思索着在阶级社会里如何做人的问题。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，不然，就会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，然而这又谈何容易！80年代以来，巴金老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大力提倡说真话。我在称赞之余，却做了点保留，我说：要尽量说真话，但坚决不说假话。这是根据我个人对生活的观察而做出的。
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，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“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。”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，随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——一直揪到监狱里去。几年后，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，“文革”期间还是死在监牢里。至于“文革”期间，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。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“说真话”做了那样的保留，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。能保住这一原则，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，甚至也得准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。“文革”中，我敬佩那些不拉山头，不参加打砸抢的逍遥派。政治上，在逆境中宁可当个灰色人物，也不可当急先锋。
人生是大海。就得学会掌舵。要根据自己的旨趣、条件和爱好来确定航向。最没出息的是随波逐流地混。得学会辨别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。什么是过眼浮云。我认识并结交了不少文艺上大有成就的朋友，还没见过一位是把眼睛盯在稿酬或名位上的。拿到一笔稿酬后约上几位知友吃上一顿是常事，但这只是结果而不可是动力。写作最大的报酬是看到所写的变成了铅字，让千百读者分享自己所恨和所爱的。
人，只能活一次。这是外国交通警对行人的警言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都是旅人，所以这也适用于每个人。做到完全无悔是很难的，尽量少做日后会悔恨的事却是可以做到的。
1994年新正月初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