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读朋友的来信，尤其是远自海外犹带着异国风云的航空信，确是人生一大快事，如果无须回信的话。回信，是读信之乐的一大代价。久不回信，屡不回信，接信之乐必然就相对减少，以致于无，这时，友情便暂告中断了，直到有一天在赎罪的心情下，你毅然回起信来。蹉跎了这么久，接信之乐早变成欠信之苦，我便是这么一位屡犯的罪人，交游千百，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数得出我的前科来的。英国诗人奥登曾说，他常常搁下重要的信件不回，躲在家里看他的侦探小说。王尔德有一次对韩黎说：“我认得不少人，满怀光明的远景来到伦敦，但是几个月后就整个崩溃了，因为他们有回信的习惯。”显然王尔德认为，要过好日子，就得戒除回信的恶习。
可见怕回信的人，原不止我一个。
回信，固然可畏，不回信，也绝非什么乐事。书架上经常叠着百多封未回之信，“债龄”或长或短，长的甚至在一年以上，那样的压力，也绝非一个普通的罪徒所能负担的。一叠未回的信，就像一群不散的阴魂，在我罪深孽重的心底憧憧作崇。理论上说来，这些信当然是要回的。我可以坦然向天发誓，在我清醒的时刻，我绝未存心不回人信。问题出在技术上。给我一整个夏夜的空闲，我该先回一年半前的那封信呢，还是7个月前的这封？隔了这么久，恐怕连谢罪自谴的有效期也早过了吧？在朋友的心目中，你早已沦为不值得计较的妄人。
其实，即使终于鼓起全部的道德勇气，坐在桌前，准备偿付信债于万一，也不是轻易能如愿的。七零八落的新简旧信，漫无规则地充塞在书架上、抽屉里，有的回过，有的未回，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，要找到你决心要回的那一封，耗费的时间和精力，往往数倍于回信本身。再想象朋友接信时的表情，不是喜出望外，而是余怒重炽，你那一点决心就整个崩溃了。你的债，永无清偿之日。不回信，绝不等于忘了朋友，正如世上绝无忘了债主的负债人。在你惶恐的深处，恶魇的尽头，隐隐约约，永远潜伏着这位朋友的怒眉和冷眼。不，你永远忘不了他。你真正忘掉的，而且忘得那么心安理得的，是那些已经得你回信的朋友。
有一次我对诗人周梦蝶大发议论，说什么“朋友寄赠新著，必须立刻奉覆，道谢与庆贺之余，可以一句‘定当细细拜读’作结。如果施上了一个星期或个把月，这封贺信就难写了，因为到那时候，你已经有义务把全书读完，书既读完，就不能只说些泛泛的美词”。梦蝶听了，为之绝倒。可惜这个理论，我从未付之行动，倒是有一次自己的新书出版，兴冲冲地寄赠了一些朋友。其中一位过了两个月才来信致谢，并说他的太太、女儿和太太的几位同事争读那本大作，直到现在还不曾轮到他自己，足见该书的魅力如何云云。这一番话是真是假，令我存疑至今。如果他是说，那真是一大天才。
据说胡适生前，不但有求必应，连中学生求教的信也亲自答覆，还要记他有名的日记，从不间断。写信，是对人周到，记日记，是对自己周到。一代大师，在著书立说之余，待人待己，竟能那么周密从容，实在令人钦佩。至于我自己，笔札一道已经招架无力，日记，就更是奢移品了。相信前辈作家和学人之间，书翰往还，那种优游条畅的风范，确是我这一辈难以追摹的。梁实秋先生名满天下，尺牍相接，因缘自广，但是20多年来，写信给他，没有一次不是很快就接到回信，而笔下总是那么诙谐，书法又是那么清雅，比起当面的谈笑风生，又别有一番境界。我索来拍写信，和梁先生通信也不算频。何况《雅舍小品》的作者声明过，有11种信件不在他收藏之列，我的信，大概属于他所列的第8种吧。据我所知，和他通信最密的，该推陈之藩。陈之藩年轻时，和胡适、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，名家手迹收藏甚富，梁先生戏称他为man他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？朋友之间，以信取人，大约可以分为四派。第一派写信如拍电报，寥寥数行，草草三二十字，很有一种笔挟风雷之势。只是苦了收信人，惊疑端详所费的功夫，比起写信人纸上驰骋的时间，恐怕还要多出数倍。彭歌、刘绍铭、白先勇，可称代表。第二派写信如美女绣花，笔触纤细，字迹秀雅，极尽从容不迫之能事，至于内容，则除实用的功能之外，更兼抒情，称典型。尤其是夏志清，怎么大学者专描小楷，而且永远用廉便的国际邮简？第三派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，行乎中庸之道，不温不火，舒疾有致，而且字大墨馆，面目十分爽朗。颜元步、王文兴、何怀硕、杨牧、罗门，都是“样板人物”。尤其是何怀硕，总是议论纵横，而杨牧则字稀行阔，偏又爱用重磅的信纸，那种不计邮费的气魄，真足以笑傲江湖。第四派毛笔作书、满纸烟云，体在行草之间，可谓反潮流之名士，罗青属之。当然，气魄最大的应推刘国松、高信疆，他们根本不写信，只打越洋电话。